澎湃新闻记者周哲
库尔班江·赛买提，这个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摄影师，在他32岁的这一年，突然成为了全中国的话题人物。
年，他拍摄了一组环境肖像并结集出版，主人公是一百多位来自新疆在内地生活的新疆人，有维吾尔族、汉族、哈萨克族、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的主要民族，还通过口述的方式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梦想，书名叫做《我从新疆来》。
库尔班江的书与个人故事一起在此时浮出水面，其中或许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所在——在“中国梦”的时代，一方面地域与阶层问题纠结难解，另一方面个人奋斗的梦想又依然生机勃勃，所以，谁会不喜欢一个不断奋斗最终获得有意义生活，又肩负社会责任感，试图把这种意义推而广之的阳光青年的故事？
库尔班江与他的书，究竟是如何在这个民族矛盾纠结难解的时代中浮现在我们面前的？作为一名漂在北京的维吾尔族青年，库尔班江又如何在这个大城市里守卫住了他淳朴的个性，并形成了阳光正面的民族观念？
从库尔班江的自述中，我们或许会找到答案。
库尔班江的作品。
从新疆出来，我最初的态度是抗议
我这个人总是希望表现出我在真切地活着，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不喜欢那种平平稳稳的状态。15岁时，我开始学拳击，一年后就获得了地区少年组的亚军。同时我还特别追求个性，一度希望通过留长发来展现出艺术家风范。结果有一次，面对着一个明显比我弱的对手，我在躲闪时让长发扫进了眼睛，被对方一拳打到左眼造成晶状体出血，从此只好退出拳坛
这是我18岁时的事情，也正是在这一年生日，我和一台凤凰D一见钟情，开始自学摄影。我的第一个摄影展是在我读的中专办的——在一个小橱窗里，粘贴上我拍摄的七寸照片。
20岁时，我通过玉石生意认识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人：我的干爹干娘，孟晓程夫妇，他们是纪录片摄影师。他们会给我带和田没有的反转片，我就给他们留块不错的玉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东西吧，你给我带利益，我给你带来利益，互帮互利，然后就维护起了一个不错的关系。通过干爹，我认识了我的师傅和师爷，央视著名的纪录片人王路和陈晓卿，和他们一起去拍纪录片。拍完了，他们操心我的去处。我说我想上学，师傅们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，哦广院；广院在哪儿，哦北京。那我就到广院去上学吧。
我人生有几个转折点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在年6月28日，进入北京传媒大学读书。那会儿我对学校是渴望向往的，因为中专毕业后，我已经在社会上流浪了五年时间，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获得包括专业能力在内的提升。
初到北京，我给自己背了一个“民族”的包袱，这让我总是忘记人性，忘记要做一个人，而老想着要做一个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。
那会儿我总想，作为维吾尔族人，我应该要怎么怎么做。那会儿我在马路边看到垃圾都会去捡起来，在北京我学会了抽烟，但绝不会随便扔烟头，怕被别人看到了，说维吾尔族人的素质很低，那会儿觉得社会上对维吾尔族人的负面评价都像是在骂我一样。有一件事情做好了，大家会说库尔班江做得好；而一旦没做好，别人会说，是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没做好。
在大学的三年我活得很累，说话做事都必须非常严谨，包括一些小动作都非常刻意。年我毕业入行，我师傅王路终于发现了这一点，他对我说：“兄弟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，你能不能做你自己？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维吾尔族人，你就是一个人——你是我的兄弟、我的徒弟。不要把所有的包袱背在自己肩上，别人不会把你称为一位民族英雄，你也做不了民族英雄。你做不了多大的事儿，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一个诚实和诚恳的人就够了。”
在北京的这些年，我感到人们对于新疆的误解越来越加深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
我开始策划《我从新疆来》的纪录片，想要讲述那些从新疆走出来的普通人的故事。一开始想只拍维吾尔族，经过思考，又诞生了更成熟的方案：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，应该拍摄从那里走出来的各族人民。但要通过纪录片把人的故事以十几分钟的方式展现出来，需要不少的资金。没钱，那就找钱呗。可到了12月份，钱还是没有找到。我开始觉得不能停在找钱的阶段，那就先做一个前期采访吧。于是我开始先从我身边的新疆朋友找起，我对他们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，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。这个社会浮躁也好，复杂也好，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。所以我要和你们聊天、拍照片、把你们的故事整理出来，讲给别人听。
在拍摄过程中，年3月1日发生了昆明暴恐事件，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，那之后是我有生以来最为痛苦不安的一段时间。昆明事件之后，内陆普通百姓对于新疆的恐惧感和排斥感加深，我父亲和两个弟弟都住在内地，我还有很多在内地工作的新疆朋友，我害怕他们因此成为被伤害的对象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加快自己的脚步，于是决定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书做出来。
这个过程中，想法也越来越明确：既然昆明事件以后，人们不再白癜风康复标准节假日白癜风专家会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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