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爱，是桓温对王敦的评价。桓温(年~年)活动的年代，比王敦（年～年）晚半个世纪，他们并没有什么直接来往，最著名的一幕。是桓温看着王敦的墓发感慨：
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，望之云：“可儿！可儿！”（《赏誉》）
桓温是想篡位的，很多人看来，他说王敦可爱，是因为王敦也想篡位。
唐代编《晋书》，也是把王敦和桓温合为一传。乱臣贼子要往后放，所以这篇是列传的倒数第三篇，他们之后还有两篇，写的是比较不上档次的乱臣贼子，因此也就没他俩可爱。
王敦也是《世说新语》里频繁亮相的人物。因为他后来是造反的，所以要表现某人眼光特别准，就可以说，他早就看出王敦要造反了。
潘阳仲见王敦小时，谓曰：“君蜂目已露，但豺声未振耳。必能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。”（《识鉴》）
潘滔字阳仲，是潘尼的侄子，也就是潘岳的族孙。
他看见小时候的王敦，就对这孩子说：“已经露出了胡蜂一样的眼神，只是还没有嗥出豺狼般的声音罢了。你一定能吃人，也会给别人吃掉。”
能跟一孩子这么说话，真不知道是什么仇什么怨。
王敦出生于公元年，所谓“王敦小时”，应该还是晋武帝时代（年~年）。
刘孝标给《世说新语》作注，引了两种材料。
一种说，潘滔和王敦都做过太子舍人，是同事关系，所以说了这句评价。根据王敦做太子舍人的时间推断，则这话是晋惠帝初年说的。
另一种说，王衍曾向东海王司马越建议，把王敦调去当扬州刺史。潘滔当时是东海王越的长史，劝阻他不要这么做。那这话应是惠帝在位的最后时刻说的。
也就是说，三种史料都提到这个预言，却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。
与这句话是何时说的飘忽不定不同，这话的内容，却惊人的稳定。
它本来根本不是用来说王敦的，这话最早的出处是《左传》，杀害父亲楚成王的太子商臣，就被描述为“蜂目豺声”。
后来，《汉书》里形容王莽的长相，也说了差不多的话，并评价说，长成这样的人，“故能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”。
也就是说，潘滔这话其实是史书上形容乱臣贼子的套话，这个预言故事，听听就好了。
另一个预言王敦会造反的故事，发生在石崇家里。
王敦在石崇家，不肯喝酒，却还是想上厕所，而石崇家的厕所很有特点：
石崇厕，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丽服藻饰。置甲煎粉、沉香汁之属，无不毕备。又与新衣著令出，客多羞不能如厕。王大将军往，脱故衣，著新衣，神色傲然。群婢相谓曰：“此客必能作贼。”（《汰侈》）
石崇家的厕所里，常有十几个穿得漂亮，精心打扮的婢女排列整齐侍候着。厕所中放着各种香料，甲煎粉、沉香汁之类，应有尽有。又为客人准备了新衣服，让他们换上再出来。客人上厕所大多会不好意思。但王敦进去（当时当然还不是大将军），脱旧衣，换新衣，神色傲然。婢女们凑在一起议论说：“这位客人，是个做叛贼的料！”
这个故事，大概也是后来补上的预言，不过写得实在比潘滔那个好多了。那个是毫无创意地抄古书，这个厕所里的段子，却既迷离尴尬，又飞扬生动，大户人家做丫头的，有一点和奢侈品店的导购员类似，就是打量客人的眼光最毒，这个设定也特别合情理。
苏轼读到这个故事，发议论说：“此婢能知人，而崇令执事厕中，殆是无所知也。”（《东坡志林》卷十），竟是读出怀才不遇来了。
其实，王敦当然并不是生来就要当乱臣贼子的。
王敦的伯祖父王祥，祖父王览，在西晋初年是被当作孝悌吉祥物供起来的，排在开国名臣的最前面，特别体面。
王敦父亲一辈，无论是伯祖父那支还是祖父这支，没有再出现这么引人瞩目的人物。所谓“一无殊勋，二无显位，三无高名，《晋书》也未给他们立传”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家败落了，王祥有五个儿子，王览有六个儿子，仕途的基本特征是低调稳健。或成为刺史、太守这样的中高级地方官，或在朝廷的军事、司法、文化部门担任重要职务。没有风云人物，但大多是体制中坚。
这一时期，朝堂上活跃的王戎、王衍，属于琅琊王氏是另外一支。大家族的不同分支，谁当面子谁当里子，也要轮流来。
有这样的底子，王敦才能以世家子弟的身份，和石崇这样的顶级富豪玩到一起，并且被皇帝招为驸马。
王敦娶了晋武帝的女儿襄城公主。
王敦初尚主，如厕，见漆箱盛干枣，本以塞鼻，王谓厕上亦下果，食遂至尽。既还，婢擎金澡盘盛水，琉璃碗盛澡豆，因倒着水中而饮之，谓是乾饭。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。（《纰漏》）
这个故事又和厕所里的婢女有关，不过是在王敦自己家里。
王敦上厕所，看见看见漆箱里盛着干枣，这本来是用来堵鼻子的，王敦以为厕所里也摆设果品，便吃起来，而且竟吃光了。——今人读到这种细节，更感慨的恐怕不是王敦土，而是古人的厕所实在太臭，即使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只好采用塞鼻子这么粗暴恶心的手段。所以今人穿越回古代，是怎么都没法适应的。
从厕所里出来，侍女们当然早就伺候好了：手里捧着一只金澡盘，装水，一只琉璃碗，装澡豆。——澡豆是古代洗涤用的粉剂，以豆粉添加药品制成。
王敦以为是干粮，便把澡豆倒入水里，喝了。
这次没触发婢女们说什么名言，不过是大家都捂着嘴笑话他而已。
后人读这则，往往觉得王敦也是世家大族出身，“少有奇人之目”，打小被人视为奇人的，不至于土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认为王敦是在演戏，“妆村得好”，“直是英雄欺人耳”。
王敦没什么教养，不懂上流社会的生活，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。《世说新语》里还有个不见得可靠的故事：
宋祎曾为王大将军妾，后属谢镇西。镇西问祎：“我何如王？”答曰：“王比使君，田舍、贵人耳！”镇西妖冶故也。（《品藻》）
宋祎是绿珠的弟子，笛子吹得特别好，是能代表精致的艺术品味和会撩起人关乎中朝岁月的乡愁的人物。她死后葬在南琅琊郡（今南京市栖霞区）城门外的山下，东晋后期的名士袁崧，做琅琊太守，喝了酒，就跑到宋祎的墓前，唱《行路难》歌，可见她成了一种怎样的寄托。
所以，宋祎这么有品味的人评价人家的品味，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这里说她先做了王敦的妾，后来又归了镇西将军谢尚。谢尚问她：“我比王敦如何？”宋祎回答：“王敦和您比，是乡巴佬和贵人的区别。”
余嘉锡先生考证，这个故事年代有点问题。说穿了，这条就是想突出王敦这人很土。
土气中透着豪爽，可能是王敦刻意打造的人设：
王大将军年少时，旧有田舍名，语音亦楚。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。人皆多有所知，唯王都无所关，意色殊恶，自言知打鼓吹。帝令取鼓与之，于坐振袖而起，扬槌奋击，音节谐捷，神气豪上，傍若无人。举坐叹其雄爽。（《豪爽》）
这条也说，王敦少年时，就有“田舍名”，人称乡巴佬。
所谓“语音亦楚”，就是说话带南方口音。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，琅琊王氏的山东口音，本该是最高贵的，但汉末乱世，王敦的伯祖父王祥，祖父王览，曾经带着一大家子人“避地庐江，隐居三十余年”。虽然王敦出生的时间要更晚一些，但也许这三十年里弄得王家某些子侄满嘴南方话，然后又影响到孙子辈，倒也并不奇怪。
王敦做了晋武帝的女婿，晋武帝召见当时的名流一起谈论才艺的聚会，他自然也就参加了。
但王敦和哪样才艺都不挨着，而且明显表现出嫌弃的神情。
于是自我介绍，会打鼓。——“鼓吹”这里是复词偏意，就指鼓，不涉及吹。
晋武帝就让人拿了面鼓给他。王敦就在满座高雅的宾客之中，一甩袖子站起来开始击鼓。
王敦击鼓的表现，原文太精彩，没法翻译。可以想象，那效果就如同人家刚演奏完小夜曲，他突然来了一场重金属摇滚，王敦站在名士之间，也如同一头出现在一群锦鸡里的雄狮。
于是大家都“叹其雄爽”，这如果不是看在王敦是驸马的份上，为了给晋武帝面子才说的客气话，那在场这些名士的胸襟和审美宽度，倒都还是不错的。
王敦还有个自我评价：
王大将军自目：“高朗疏率，学通《左氏》。”
他认为自己是个高蹈，开朗，通达，直爽的人，并且读别的书也许不算高明，但一部《左传》，是读通了的。
读《左传》，在魏晋时期有特殊意涵。《左传》战争写得好，因此很多人是把《左传》当兵书读的。
那个年代，《左传》简直是文化程度高一点的武将的心头好，最著名的例子，自然就是《江表传》说：“（关）羽好《左氏传》，讽诵略皆上口。”
又如建立汉赵政权的匈奴人刘渊，汉化程度很深，最喜欢读的书是“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孙吴兵法》”，这是明确把《左传》与最著名的兵书并列。
王敦说自己“学通《左氏》”，就是说他虽然身为琅琊王氏这样的文化士族的子弟，却对军事很感兴趣。文雅风流方面，这个年代高手太多，很难杀出重围，王敦这么做，也算是另辟蹊径。
王敦早年的仕途，也确实比较顺利。
晋惠帝时代，王敦当了太子舍人。
晋朝太子舍人是七品，总计十六人，为太子的做些宿卫、侍从、文秘方面的工作。官不大，但和太子亲近，等到太子即位当了皇帝，前景就比较看好。
但众所周知，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，是皇后贾南风的眼中钉，太子顺顺利利即位的机会，看起来并不大。
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太子的地位如何，成了朝廷里各派势力角力的焦点，太子东宫各色人等来来去去，高蹈的名士，忠直的大臣，务实的干吏，奇葩的王爷……一样不缺。
王敦的长项，就擅长周旋于各路人物之间，他这个太子舍人，也就因此积累了许多人脉和资源。
终于，太子被废了，发配许昌。皇后还特意让晋惠帝下诏，太子身边的官员，不许给太子送行。
王敦不能公然违背禁令，但他和东宫的另外几个官员（包括前面说到的预言他是乱臣贼子的潘滔），一起在路边等着，看见太子这就流着眼泪下拜。
这自然是忠义之士才能有的行为，也就很能提升名誉，但也有很大风险：皇后要是怒了，下场可能就很悲惨。但很快就发生了一场政变，赵王司马伦把皇后杀掉了，风险也就解除了。
之后王敦就升了官，给事黄门侍郎。前面讲潘岳的时候提到，这个职务是非常机要的。王敦能做到这个职务，可能也正是因为原来的黄门侍郎潘岳被杀了，位置空出来了，王可儿接了潘美人的班。
赵王伦升王敦的官，还有个考虑，就是王敦的叔父王彦，当时任兖州刺史，是地方上的实力派。赵王伦篡位，需要王彦表态拥护，就派王敦去安抚他。
其实，赵王伦一篡位，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。齐王司马冏群发檄文，号召各地起义兵，讨伐这个叛逆。王彦也收到檄文了，但恐惧赵王伦兵强，正在犹豫。王敦再次站在正义一边，不但没完成赵王伦交待给他的任务，反而敦促叔父起兵。
这一来，王彦立了大功，王敦的名誉，自然也再次提升，之后一路升迁。
到了八王之乱收官阶段，东海王司马越大权在握，名士的领袖王衍，则成了他最重要的谋主。史称：
衍虽居宰辅之重，不以经国为念，而思自全之计。说东海王越曰：“中国已乱，当赖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”乃以弟澄为荆州，族弟敦为青州。因谓澄、敦曰：“荆州有江、汉之固，青州有负海之险，卿二人在外，而吾留此，足以为三窟矣。”（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）这段文字，前面讲王衍时已略略讲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澄是王衍的亲弟弟，王衍重用他，是自然不过的。这么重视王敦是为什么呢？大概一来是王敦和王衍关系处得不错，二来王敦大概此时已经是琅琊王氏中，影响力排第三的人物了。
但王敦这个青州刺史，并没有干多久，就又被调回中央，任中书监。——中书监是魏文帝曹丕发明的岗位，中书省的长官。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，可以算是中央最关键重要的几个官位之一。
此时中原已经大乱，青州的局势，根本控制不住了。《晋书》说，王敦走得特别急，把娶公主时得到的百余侍婢都分给了麾下将士，金银宝物也都赏了人，自己“单车还洛”。
《世说新语·豪爽》有这样一条：
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，尝荒恣于色，体为之敝。左右谏之，处仲曰：“吾乃不觉尔。如此者，甚易耳！”乃开后閤，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，任其所之，时人叹焉。
王敦是被世人品评为“高尚”的。他曾经沉迷女色，身体因此搞坏掉了。左右规劝他，王敦说：“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既然这样，不好色也很容易。”
于是打开后院的门，把几十个婢妾都放出去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这事办的，让当时人都很慨叹。
这条记录，和史书中的“单车还洛”对照看，也许是两件事，也许其实是一件事，《世说》把这个收买人心的举动彻底段子化了。
之后，王敦被委派到江东去任职。在那个地方，王敦的大伯父王裁的儿子王导，正脱颖而出。
南郭刘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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